香港林道群先生，不久前寄来他编辑的李欧梵先生新著。橙黄色的鲜艳封面，宝石蓝的美术字体书名，春光满面的俏丽摩登女郎，分外露出一番煽情意思（粗心的人会以为，又是一本《上海宝贝》，因为书名只有两字之差）；书前勒口广告，更是富有诱惑情调。其中一则谓：
在研究现代上海过程的著作中，此书无以比拟的成就最高。李欧梵重新绘画了上海的文化地理，刻画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与租界的微妙关系。此书史实超卓，文辞优美，端的令人钦佩；本书并预示着新世纪的一种新文化评论风格。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对《上海摩登》（毛尖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349页）的评价。朋友知我私爱他们二位笔墨，索性大度割爱，惠我先睹为快。
也许童年都在河南度过的缘故，李先生的著作每次得手，都有一种熟悉的亲和感。但集中阅读他的著述却只在近年，而且从他一册小说的行文里，才知道他“本是学历史的，研究文学仍有历史癖，所以禁不住又要做点时代考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初版《范柳原忏情录》，页94）。他这些话很合我心，因为我读书一向也有吹毛求疵的偏嗜。这一回翻阅这本“从构思到研究和写作的时间至少有十数年”、“把上海和文学联在一起”的上海文化研究史（是书副题“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时刻觉得他做学问所取态度和方法，确实是兼具文化考古精神和新批评理论风范。他将全书三分而论，开篇“都市文化的背景”和末尾“重新思考”，先总叙后结论，随时相机借取瓦尔特·本雅明、霍米·巴巴和爱德华·萨伊德等新老理论巨匠吉光片羽言谈，足见其搭建研究框架时的宏大视野。他悉心提供的数字分析（比如他找到的“一个舞女的月收入统计表”和“摩登女子最低的春装估价”等，页27－28）及个别期刊的考察（他对《良友》杂志封面女郎服饰的透析等），以及对商务印书馆各种教科书和文库的解析，还有他对当年海上有名的咖啡馆、歌舞厅、电影宫和月份牌的评点，所下功夫之深厚，委实令人佩服。
更为叫我叹为观止的，是他在第三部分“现代文学的想象：作家和文本”，对施蛰存小说的剖析。历史出身分明让李先生格外重视实地勘察的功效。他研究作家生平著作（“作为施蛰存小说的真正读者，我们被期待去经历同样的阅读过程，去从文本发现中获得双重的快乐”，页171），不仅要采访他本人及徐迟等挚友，而且还得天独厚地占有施先生曾经研读过的藏书（对作家藏书的关注，往往是其他一般学者所忽略的），这实在是论者无法不加以褒扬的一个侧面。他说：
自然，如今也不可能再去追索他们的收藏目录，但一九九四年我在上海和一个书商的意外相遇却让我购得了施蛰存多年积藏的西文书的很小一部分（约30册）。这些书不仅让我确切地掌握了施蛰存的购书情形，也帮我重建了一种直接的，尽管片面而有限的，和西方文学材料之可获性和“再造性”之间的关联：也即是说，在检索施蛰存的个人收藏的基础上，我将试图论证他所买所读的书不光点燃了他的文学想像，它们也被他引用在他自己的创作中。施蛰存的个案可能也会转而在中西现代性的“文本关系”上投上一束新的光亮。（页122）
有意思的是，这里的“书商”恰好是我的朋友。和李先生一样，他实际上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旧上海文化的复兴者。《上海摩登》中提及的《万象》杂志，在90年代末的复苏，如果没有这位“书商”的努力当没有可能。那样，这本书的译者毛尖小姐的其他精彩文墨，也就很难为学界以外读者欣赏到了。
李欧梵先生的学术书，似乎都先在美国出英文版，然后由朋友或学生译成中文，在港台或内地印行（岳麓书社1999年9月初版《铁屋中的呐喊》，由尹慧珉所译）。他曾在一篇序里说，“我对自己的文章和书籍的出版，一向不闻不问，甚至连本书的译文也来不及看”（他为毛尖译《上海摩登》所写中文序表达的意思之一）。但我因此却对他有了小小的意见，——假如旧著重版前，花上那么一丁点时间再度审视文稿，参照别人批评，订正史料引用的不当，矫正先前仓促的论断，或者改正因为译者对文化背景的陌生而产生的笔误，那对读者当会更有助益——这本书中个别并非不重要的错谬，直到现在也得不到纠正（原书1997年完稿，次年曾在香港科技大学做教材使用，去年在哈佛大学出版，中文版今年上半年印行）。他谈论邵洵美，提到“邵洵美那迷人的金屋书屋出的《金屋月刊》——他模仿了英国布鲁斯贝利团体的《黄书》”（页119）。李先生明显搞错了。正如他后文所叙，《黄书》（又名《黄面志》或《黄皮书》）系比亚斯莱等唯美主义者的刊物，他担任该刊美术编辑，时在1894－1995年间，与布鲁斯贝利团体并无瓜葛：后者是弗吉妮娅·伍尔夫的小圈子，活跃于20世纪初年。还有，他在第133面上评论施蛰存的翻译，提到几个“声名显赫的欧洲作家和批评家”，“包括……西班牙的V·S·Pritchett，英国的Hugh Walpole”，这里的西班牙，应改作英国，尽管普里切特曾在西班牙旅行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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